穿戴整齐以后，李想国推门出去，忙活起每天的日常。

  这两天又是阴天，不过没有途径知道天气预报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下雪。

  不过哪怕不下雪，晚上也会有霜，打扫干净的院子地面上依然一片白茫茫。

  检查过院门，确认是关好的。

  李想国去鸡舍边上，把门打开。

  看到门被打开，被关了一晚上的鸡鸭以及大鹅立刻一股脑地往外跑。

  已经霜雪覆地，外面的野物都找不到吃的，更何况这些家养的货。

  李想国可不敢让它们跑到院子外面去。

  真放出去，估计用不到晚上，就可能有野牲口上门来感谢李想国给它们加餐。

  去苞米楼子拿过来一抱玉米棒子，搓下来玉米粒撒在院子里。

  这些家禽马上就全都跑过来抢着吃，没抢到的就都围着李想国一顿乱叫。

  等着投喂。

  一时间，真是满院子鸡飞狗跳。

  不过一直到扔完最后一把玉米粒，它们也还是围着李想国不肯散开。

  这点李想国也知道，玉米肯定不够它们吃的。

  所以他把之前拌好的一盆谷糠摆在了院子中间，又给它们在水槽里面添上一点水。

  这才让它们消停下来，去围着盆子吃了起来。

  李想国也不管它们，直接钻到了鸡舍里。

  把晚上喂食的食槽搬回家扔到厨房，才再度走出来朝着牛棚走过去。

  现在太冷了，哪怕剩下的再少，他也都把食槽搬回家。

  里面剩下的饲料少，解冻也容易。

  要是偷懒，时间长了，食槽满了再解冻，那混杂着谷糠和菜叶的饲料就别想那么容易解冻了。

  不用点手段，只怕三五天都未必能彻底解冻。

  不过他走的时候，也得小心地避开零散的鸡屎、鸭粪。

  这些直肠子的玩意儿，吃点东西，就走到哪儿拉到哪儿。

  就这么一会儿，院子里已经多出来不少黑的白的、有干有稀的粪便。

  一天下来，满院子也必然到处都是这些东西。

  所以，这段时间每天把家禽关进鸡舍后，扫一遍院子也成了李想国的日常。

  天冷倒是也有好处，那些鸡屎什么的很快就冻得发硬。

  不止没什么味道，打扫的时候也不粘扫帚。

  就是有时候这些东西会冻在地上，扫帚根本扫不动，得用铁锹铲下来才行。

  这两天李想国也都是自己伺候那些牛。

  二黑子有些咳嗽，李想国让他别来了，好好歇几天。

  所以也只能自己去伺候那些牛。

  给它们添上草料，还喂了几桶加了盐的温水。

  照例还得清理牛棚。

  说起来，原主家里是真的不缺钱。

  家里就这么两口人，还都是一老一少，土改又是按着人口分的田。

  并不像后世是按照成年男性数量来分的。

  所以每年都会剩下不少的粮食，留够两人的口粮，大半都被拿去卖掉了。

  所以原主父亲陆续寄回来的钱也根本用不到。

  因为用不到，所以也没有去换成东北币。

  上次出去回来后，李想国还整理过，家里有差不多近千万的东北币。

  还有三百多万软妹币，这要是换算一下，妥妥的又是接近四千万的东北币。

  在这个年代的农村，绝对算得上家底殷实。

  就这，还没算家里的房子还有三头牛。

  原主和他奶奶当时还真想着，母牛生母牛，三年五头牛。

  所以年初，看着价钱合适，外加着本身也得伺候小组的耕牛。

  就买了两头母牛加上一头公牛，都是刚成年的。

  这样，有公牛能干活，母牛能下崽。

  过几年就能有一大群的牛。

  而且这两头小母牛也争气，都配种成功了。

  生产期倒是不怎么好，估摸着正好赶在过年前后。

  不过总归伺候好了，也没太大问题，那样明年就有五头牛了。

  那样不管是继续养着，还是养大了卖掉，都是好事。

  发展生产，实际上也是这时期有了土地和家畜后，广大农民都有的普遍想法。

  谁还不想自家的生活能更好些呢？

  可李想国有着后世的记忆。

  哪怕没亲身经历，却也多少知道后面的历史。

  好日子没几年，就该成立公社了，这些家畜以及田地都要转为公有资产。

  在这过程里必然涉及大量的资产，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平二调三收款的行为也就完全不奇怪了。

  所以那个时期，很多人都是偷着把耕牛杀掉卖肉，避免被低价公有化。

  就像小岗村，加入高级社之前，有耕地一千一百亩，耕牛二十六头。

  仅一九五六年冬天，小岗村就死掉了十七头耕牛。

  到一九六二年，小岗村的耕地仅剩下一百亩，耕牛仅有一头半。

  躺平，人家也是认真的。

  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，现在的一切社会行为，都能在历史中找到重复的痕迹。

  你觉得时髦、创新的，很可能都是大家祖上早就玩腻的东西。

  但是，这种现象的出现，无疑会有人更着急。

  这样的状况对农业生产不利，所以后来出台一些相关文件。

  严禁公有化过程中，压低价格购买农民的生产物资，更严禁收缴农民存款。

  这才得以遏止杀牛之风。

  后边的三年灾害期间，东北也有旱灾。

  但是没中原地区严重，少数地区才有绝收的情况。

  所以尽管生活不可避免地苦了一些，不过却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。

  至于再后面的文革，东北的农村也没那么严苛。

  本身地广人稀，监管自然宽松。

  大多数农村也不过应付性地随便开个批斗会，喊喊口号。

  完事儿了，群众跟被批斗者坐一起读读语录，有说有笑吃顿大锅饭然后散伙才是常态。

  远不是城里那种没完没了的批斗，更没有往死里整人的情况。

  毕竟每个村里就那么一两家地主、富农。

  甚至有的村连富农都没，真把这地主给批斗死了，还选谁来批斗？

  那不是拖了公社的后腿？

  更何况，就后世的眼光来看。

  东北本身没有多少那种大肆兼并土地的地主。

  当然，这些人里面不乏作恶多端者，但是也有不少大地主是当年抗日的主力或者资金来源。

  之后存留下来的，也大多都是小地主。

  大半其实也是勤恳劳动，努力开荒的普通人。

  最多也就是多了几亩地，农忙会雇几个人一起干活。

  就算吃喝，也是跟着雇来的人一起吃。

  日常他们的饮食，可能还没普通的农民好。

  真的剥削、苛待雇农的，那只怕雇人都没人去干。

  实际上这时期，只要肯下功夫，村外大片野兽出没的荒地，随你开垦多少。

  自己不去开荒，盯着人家那仨瓜俩枣。

  这也充分体现了恨人有笑人无的劣根性。

  这样的地主再坏，还能坏过那些下乡的知青？

  每个时代，都要有人成为代价。

  当然，知青同样也是特殊时代的受害者。

  这一点，也是毋庸置疑的。

  大半正常的人，也不会再留恋怀念那些苦难。

  或许每个时代，都要有人成为代价。

  只不过身处局中，只有聪明或者运气好的少数人才能跳出迷局，躲过那些不属于他们的磨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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